首先，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祝贺母校一六一中学（原北京市女一中）建校100周年。
　　眼前依稀还是1945年我报考这所名校时的场景。当看到录取榜单上有我的名字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流下了喜悦的眼泪。全家亲友和小学母校的老师、同学都为我能被这所名校录取表示高兴和祝贺！
　　在入学前，我只知道女一中师资质量好、教学水平高、校风严谨，培养出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生。而当正式成为这所学校一员后，我才知道女一中的内涵远不止如此。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尤其在解放以后，学校大力通过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我很快由一名只知道读书的学生，变成了具备一定思想觉悟的进步青年。在校期间，我除了努力学习，还多次参加政治活动，如：为开国大典糊灯笼、写标语；为庆祝狂欢之夜学习打腰鼓、扭秧歌等。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边疆——丹东，梦想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美军多次对边境进行空袭、轰炸，狂妄叫嚣要到哈尔滨过圣诞节。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对美帝的侵略行为不能置之不理！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在杨滨校长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浪潮中。我积极投身这一运动，上街搞宣传、演活报剧，并与北大、男四中、男六中、男八种联合演出一系列揭露敌人罪行的文艺节目。在大时代背景下，学生们纷纷报名参军参干。当时我已经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面临毕业考大学。考大学还是参军？这个问题就摆在了面前：上大学是为了建设国家，而参军是为了保卫祖国。此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祖国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军，经多次申请被批准第一批入伍。临行前，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纪念本，上面题词是“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就这样，我牢记母校的嘱咐与希望踏上征途，时刻告诫自己一定要把这种嘱托和决心变成实际行动。在战场上，我做了三种思想准备：（1）可能在战场上牺牲；（2）可能在战场上受伤致残；（3）努力争取立国际功为母校增光。
　　入伍后，我先被分到防空部队通讯学校学习，并担任一班班长。毕业后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被分配到防空政治部保卫科（与隐蔽敌人作斗争的部门）和军法处工作。我热爱这项工作，但更想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奔赴前线打击敌人。于是我再次主动申请赴朝，被批准随高射炮511团奔赴前线。我们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而，渡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朝鲜的新义州被炸平了，满眼的断壁残垣，城镇、乡村夷为废墟。侵略者破坏了朝鲜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让他们陷入战争灾难的深渊。此情此景深深震撼着我，更激起了我保卫祖国、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
　　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绞杀战，投放细菌弹、毒气弹、玩具弹，只是没使用原子弹，先后调动2000余架各型战斗机进行全天候轰炸。他们不放过每一公尺铁路线、每一座桥梁、每一辆交通工具、每一个人以及一切可疑目标。我军高射炮部队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朝鲜西线贯穿南北的交通要冲和清川江、大宁江上的大桥、铁路和公路。指战员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日夜守卫在阵地上，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机。
　　入朝后，我被调到新组建的“战地文艺宣传队”。该队任务是开展战地文化生活，把战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编写成文艺节目进行演出，鼓舞士气。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都是多面手，能唱、能跳、会说、会演……总之，战士需要什么我们就演出什么。这对于像我这样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新兵有一定困难。这时，我又想到母校的叮嘱——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继承革命优良传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志愿军战士服务。我抓紧一切时间苦练基本功。晚上，战友们都熟睡了，我悄悄走出山洞借着探照灯的光亮背诵台词、练习动作、揣摩人物感情。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我的业务水平明显提高，在演出中多次得到指战员们的认可和好评。
　　最惊险的一次演出是在195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事前我们已经预计到演出期间会遭到敌机大规模轰炸，已经做好了准备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天刚拂晓，我们便打起背包，跨上行囊，扛着道具，翻山越岭向炮兵连队阵地出发。一路上，我们不断遭遇敌军的低空扫射、轰炸，只能边走边隐蔽，沿着坎坷崎岖的山路走走停停。平时只需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这次却增加了一倍的时间，等我们到达阵地的时候已过午时。此时，战士们已经和敌机进行了几轮激烈战斗，忍着饥饿坚守在阵地上。当宣传队出现在阵地上，演出音乐响起，我们的战士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正当演出进入高潮，忽听得远方监视哨传来了敌机即将来临的信号。紧接着连长大喊一声：“就定位！二号目标！”一门门炮口迅速对准高空。眨眼间，敌机批批相接、驾驾相连，在我们的头顶上俯冲、扫射、轰炸。我军高射炮猛烈还击，顿时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爆炸声、炮击声山摇地动，震耳欲聋。我们的演出立即停止，所有演员就地卧倒。被炸翻的焦土、石块砸在了我的身上，左腿外踝瞬时出现了斑斑青紫的瘀血肿块。轻伤不下火线，我忍着疼痛不让领导和战友知道。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战友陶骏仑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战友，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一场激战过去，我们的乐器、道具被掩埋在土里。忽然听指导员高喊：“不怕死的跟我来!”原来是敌军投下的一枚定时炸弹在嗡嗡作响。几位同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枚炸弹抬出阵地，推下山崖。
　　这天的空战从拂晓持续到夜晚，历时十几个小时。数百架敌机轮番轰炸，妄想凭借空中优势消灭我高射炮兵。但在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以及熟练的战斗操作下，此次空战我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击落多架敌机。
　夜深了，炮声息了，夜空平静下来，探照灯依然搜索着。远处传来一阵阵汽车驶过的声音，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通过了我们保卫的大桥奔向前方。我们宣传队的战士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归途，回到驻地。
　　我们的住处是阴湿黑暗的山洞。这里白天见不到阳光，晚上没有灯光，却与蚊虫、跳蚤为伴，所以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也都得全副武装，在手、脸等暴露在外的部分涂上防蚊油。不仅如此，有些我们所住的山洞还有漏雨的问题：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外面不下雨，里面还下雨。我们只好用杯、盘、碗来接雨，还美其名曰：摆龙门阵。这也表现出我们宣传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躺在用干草铺垫的土炕上辗转难眠，回忆着这不平凡的一天。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我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亲眼见证了最可爱的人是如何日日夜夜坚守在阵地上，打击空中来犯的敌人，也看到了被击落的敌机冒着黑烟坠入大海。在这种极度特殊的环境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领导是如何爱护下级，体会到了战友团结互助，在生与死考验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掩护战友的真挚感情。在此后的工作中，我一直以这些前线指战员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牢记母校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刻苦钻研业务，演出了一系列深受战士欢迎的文艺作品，全心全意为战士们服务。
　　演出之余，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为战友们做些事。在我留守驻地的时候，我会把同志们的脏衣服集中起来到附近的小溪洗净、晒干、叠好，放回每个人的床头；有的同志年小体弱，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夜间行军有困难。我便把自己的被服轻装掉，减轻负担（只有八斤重的防毒面具和水壶不可离身），以便背重量较大的道具并搀扶患夜盲症的同志。总之，除不断提高个人业务水平外，还为集体多做些事情。领导和同志们都满意，认为我表现突出。
　　几次战役后，全团总结评功，我被评为三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军功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的立功证书；同时我也是511团唯一一名立功的女兵。我的个人照片被刊登在母校建校80周年《根深叶茂八十载》的校刊上。建校80周年前，北京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曾采访我，标题为“感动北京”。我的这些荣誉应归功于党和国家的教导，归功于母校的教育，归功于511团战地宣传队领导和战友的关心与帮助，是集体的成绩。我将牢记自己一生中最珍贵、最不平凡的一页，并把这种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2013年4月15日